诸城可以考茶艺师吗(殷红伟是哪里人)

诸城可以考茶艺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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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人用这样一句话安慰那些倒霉蛋，大概意思就是贼老天给你关上了一道门的同时，弄不好还会替你打开一扇窗。当然啦，这种只能拿来糊弄小年轻的所谓心灵鸡汤早就烂大街了，现在的成年人基本都能免疫。

因为生活的现实是，就算贼老天终于大发慈悲的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之后的结局往往就是顺手关上了所有的门，而且还都是铜墙铁壁的那种。

所以西晋名将羊祜才会慨叹“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当断不断。”（《晋书·卷三十四·列传第四》）

就像我们在游戏中培养英雄，天赋点总是不够用，突出特长就得暴露特短，综合发展就意味着平庸废材。而在人生中，又何尝不是如此？

说到诗才词华，用一句唐有李青莲，宋有苏东坡就足以镇压华夏文坛数千年——别人能文思如泉涌就足称大才，这二位大神呢？如泉涌、如尿崩那算状态不佳。一旦情绪来了，名词佳句就好像火山爆发、钱塘大潮一样拦不住、没法挡，只能任由其一溃千里……与其同时代的文人墨客，要么只能羡慕嫉妒恨，要么如老杜那般化身超级粉丝迷弟，要么干脆像欧阳修一样心服口服的“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

如此超凡脱俗的天赋，只能说老天爷过于偏爱了——这何止是开门开窗，简直是替他俩活生生的拆了整整一面墙！

但上天又是公平的，在毫不吝啬的将他俩的文才天赋树点爆之后，并不会慷慨的附赠额外的点数顾及其它，于是悲剧就发生了……

李白先不去说他，今天就聊聊苏轼。说到这位苏仙儿，那可是千年以降在东亚汉文化圈里堪称无敌的存在，无论诗词、文章、书法、绘画乃至美食、医药、茶艺等方面都能专治各种不服。然而文学和艺术并不能当饭吃，这位苏大文豪在事业和生活上的能耐就让人比较无语了，连个凡夫俗子都赶不上。

比如说身为一名官员，苏轼就神奇的把官做得越来越小不说，还一路从汴梁做到了琼州。要是这家伙再多活几年，没准还能把官做到国外去，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替大宋朝开疆拓土了……

在古代、尤其是科举时代想当官，有没有经世济民的本事，能不能替君解忧、为民抒困啥的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书要读得好，还得擅长考试，即必须得是个学霸——要是通不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哪怕你才比萧何、孔明，也只能对着朝堂官场干瞪眼，根本没机会施展才能。

从这个角度而言，苏轼天生就是个做官的料。这货不仅诗词文章如有神助，而且论到做学问和考试的本事，整个天下也没几个人敢说比他强。

北宋景祐三年（公元1037年），苏轼生于四川眉山。21岁时首次出川赴京赶考，结果这个生性大大咧咧的家伙就捅出了个大篓子——他在会试中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简直是字字珠玑、妙到颠毫，深受考官好评。可是苏轼在文中引用的一个名为“三杀三宥”的典故，却让一众学问深厚的老学究们挠破脑袋也想不到出处，谁知却是这货胡诌出来的：

话说古人对待学问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尤其是对先贤、经典更是奉若神明。这要是换个古板些的考官，就凭苏轼这么胡闹轻则也得把他当场黜落，重则打为儒家败类，从此不再录用也不是不可能的。

幸亏苏轼运气好，摊上了嘉佑二年进士科的主考官欧阳修。老欧阳身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北宋一代文坛盟主，虽然官当得一塌糊涂，但素有识人之明，又有提携后辈之量，所以对苏轼的胡作非为不但一笑了之，还钦点其为会试第二名，遂成一段佳话。

而苏轼这个会试第二名的含金量那可是杠杠的，放到其他年份恐怕能顶上好几个状元的分量。为啥？因为嘉佑二年进士科可是号称“千年龙虎榜”——北宋从仁宗（后期）、英宗、神宗、哲宗到徽宗（早期）这50年间的大部分军、政、学等领域的精英几乎都被这一科一网打尽。有多精英？唐宋八大家这一科中了三大家（苏轼、苏辙和曾巩），号称儒学北宋五子中有两位（张载、程颢）被这一科抓了个正着；王安石变法最为倚重的四大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邓绾），著名学术世家“南丰七曾”中的四曾（曾巩、曾布、曾牟、曾阜）以及北宋诸多自号“文帅”中唯一靠谱、堪称名将的王韶都是在这一刻中的进士，其中官至枢密副使以上者就超过了10人（详见《 科举史上的千年龙虎榜——聊聊神奇的北宋嘉佑二年进士科 》）。

而在这一众牛人中高居会试第二名的苏轼，自然就是牛人中的牛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十几二十年后衣紫腰黄、身居政事堂，成为大宋朝层出不穷的名臣良相都不在话下。

不过苏大学霸居然觉得自己没考好，当然他不会像好友章惇那样选择“复读”（章惇拒受敕诰，两年后卷土重来高居会试第五），而是选择了挑战地狱级难度的制科考试。

关于何为制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见《 科举很难考？在宋朝的制举面前那都是小儿科 》这篇文章。对于没兴趣点链接的朋友，我要强调四点——第一，制科考试非常设。两宋324年间才开过制科21次，其中南宋有据可查的仅开过1次；第二，制科考试对应试者的资格要求极高，不但需要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以上级别的高官推荐，考生还需要通过名为“阁试”的摸底考试。如果说制科考试是地狱级难度，那么阁试就是十八层地狱级的，能将绝大部分考生统统干掉；第三，制科考试成绩分五等七级，其中第一、二等从不授人，所以考生即便拿了满分也只列第三等，以下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和第五等；第四，两宋科举共录取过进士近3万人，加上诸科、恩科、武举等考试通过的人数不小于10万。而能考过制科的有多少？答案是区区49人……

而能毫无争议的拿到制科第三等这个满分成绩的，整个大宋朝也就苏轼一人而已。

（另有一个叫范百禄的，《宋史》、《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史料记载也考了个第三等，但在《宋会要辑稿》中将范百禄记为第四等。）

科举千年，隋唐时尚不完备，明清时则愈发保守僵化，唯两宋之时文风最盛，选拔出来的人才最佳。而苏轼作为大宋朝第一学霸，自然也堪称千年以来第一考试大牛。有多牛？当年众多考生听说这货带着弟弟前来应试制科，居然一哄而散，几乎无人敢与其同场较量：

这样的苏轼，理所应当成为大宋朝官场的宠儿、日后朝堂上的佼佼者。

说到苏轼，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词开豪放一派”：

事实上这种印象是极其片面的。要论豪迈，苏轼固然能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要论豁达，苏子瞻亦能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要论乐观，苏和仲可以笑谈“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春未老》）；要论离愁，铁冠道人也能慨叹“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要论奇思妙想，东坡居士可以通灵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要论闲情逸致，苏仙儿更是能慵懒到“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清夜无尘》）。

即便是比起婉约深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的千古绝唱，又岂是某些无病呻吟乱拍栏杆的妖艳贱……那啥能比的？

可以说论到吟诗填词，苏轼可谓无所不能。就像他在考场那样大可横剑在手，向天下人大吼一声“无敌是多么寂寞”，估计也没人敢蹦出来跟他嘚瑟。

问题是在史册中、在后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个无所不能的大文豪，可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他的身份首先却是、也只能是个大宋朝的官员。毕竟在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那些高端人才们惟一的前途和出路，苏轼也不能例外。

然而相对于文章诗词对于苏轼来说“就是玩”一样，这家伙当官的本事恐怕就要加上一个字——就是玩笑。

最开始时，他遇到的问题是运气很差。

嘉佑二年苏轼高中进士。正当他名动京师、打算大展身手之时，却传来母亲病逝的噩耗，于是他只能按制归乡为母守孝。

三年后，苏轼王者归来，又一举高中制科三等，为“百年第一”。于是在冗官无数、实职稀缺的仁宗朝，初入仕途的苏轼便被授正八品的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前往地方锻炼4年后，又调入京中判登闻鼓院——这是典型的潜力股升迁路线，意味着苏轼已经进入赵祯的视线，成为了重点培养对象。

只可惜苏轼的运气实在太差了。正当这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进入快速成长期，先是赵祯驾崩，跟这位“先帝”各种不对付的宋英宗赵曙即位，苏轼遂遭冷落。紧接着，他的父亲苏洵又不幸病逝，苏轼只能再度弃官归乡替父守制。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当苏轼再度回归时，北宋政坛早已面目全非。赵曙英年早逝，对苏轼完全不熟悉的新帝、宋神宗赵顼在位，而且还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引起了旧党的激烈反弹，政争遂起。

从此以后，苏轼便开始了各种花式作死。

苏轼本身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倾向。只不过身为传统的士大夫，他深受欧阳修等师友的影响，所以对变法自然没什么好印象。再加上这货天生自带大嘴巴的属性，动不动就对变法的各种弊端大加讽谏，于是遭到了新党的集火打击，很快就被轰得焦头烂额，不得不自请出京避祸。

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到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这段新党最得意的时间里，苏轼一直在北宋的大好山河间四处流窜，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和湖州知州。看似仕途还算顺畅，可是在北宋官场上，哪怕把地方官做出了花来，只要没机会进京依旧是废材一个，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不过苏轼进京的机会还是很快到来了，只不过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进京赴任，而是凄凄惨惨的被押解到汴梁受审——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说起文字狱，很容易让人想起明清两朝。事实上史上首个大规模爆发文字狱的，居然是文风昌盛、对士大夫极为优待的宋朝。两宋文字狱之多不亚于清朝，比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仅宋高宗赵构一朝，据统计相关案件就不下20起。不仅如此，两宋300多年间禁书、焚书等事件也层出不穷，其中私史成了重灾区。类似清朝明史案的文坛祸事在两宋屡见不鲜，比如《唐鉴》、《东斋记事》、《晁补之文集》等都在禁毁之列，连后来被儒家推崇备至、堪称宋明理学奠基人的程颐的著述都没有逃脱毒手。

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由苏轼引发的乌台诗案。

这货本身就反对变法，再加上赵顼和王安石过于急躁、用人不当，以至于各项新法令在执行阶段弊端百出，苏轼在任职地方时就深有体会，于是对变法恶感更剧。于是在元丰二年因迁任湖州给找赵顼写谢表时，又没管住自己的嘴发了几句牢骚：

须知此时王安石已经二度罢相，变法完全由赵顼一手主持。此前赵顼隐身幕后时，旧党们还可以打着反对老王的名义攻击变法，那叫党争，没啥大不了的；如今皇帝赤膊上阵成了新党的总头头，再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皇帝，那岂不是要造反了？于是聪明人纷纷溜之大吉，连号称旧党旗帜的司马光都躲进洛阳的地窖里写书去了，就剩一个傻不愣登的苏轼还敢跳出来嘚瑟，立刻被火力全开新党大肆攻讦，被弹成了棉花。

于是赵顼勃然大怒，下令抓捕苏轼归案，而且还摆出一副非弄死他不可的架势：

话说这种待遇在“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宋朝是极其罕见的。而且在审讯期间，宰相王珪、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等官员还不顾“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千方百计的罗织罪名试图置苏轼于死地，以至于绝望的后者都在狱中交待后事了。幸亏有宰相吴充等旧党暗中营救，王安石、章惇等新党干将也反对因政争杀人，还有曹太后这个苏轼的“铁粉”出面说情，这才让他逃过一劫。

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苏轼还是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用以安置贬黜官员的职位，无职掌），并受到监视居住。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因赵顼驾崩、太后高滔滔临朝称制后反对变法并任用司马光为相，苏轼作为旧党的中坚力量重获启用。他不但很快被征召入京，还火箭式升官，很快就由礼部郎中升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直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再度成为官场上炙手可热式的人物。

此时到元祐八年（1093年）高滔滔去世、宋哲宗赵煦亲政后再度推动变法尚有8年光阴，如果苏轼老老实实的跟着旧党大佬们厮混，晋身政事堂成为国家重臣、保余生荣华富贵并非什么难事。可要是不嘚瑟、不惹祸，那他还是苏仙儿吗？

新党得意时，苏轼成天发牢骚、说怪话，结果惹得人人喊打，差点连小命都丢掉。现在旧党上台了，把那些曾经让他深恶痛绝的新法统统废除，结果苏轼又认为旧党与新党是一丘之貉，没一只是好鸟，又反对尽废新法：

这下好了——新党依旧视苏轼为仇雠，旧党则抨击他是墙头草。于是乎两派首次同仇敌忾的全力集火攻击苏轼，烧得这货外焦里嫩，在京城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的再度自请出任地方。

不过苏轼毕竟在新旧党中都有朋友一大堆，所以这次并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他晋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此后又先后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定州（今河北定州），小日子过得还算美滋滋。

不过随着赵煦亲政、重新任用章惇为相，这位已经跟苏轼反目成仇的昔日老友立即进行打击报复，将苏轼打发去尚为蛮荒之地的惠阳（今广东惠州）跟野人打交道。不过老苏向来豁达乐观，往好了说是善于苦中作乐，说难听点就是毫无城府，甚至有点缺心眼……所以这货还优哉游哉的在惠阳赋诗一首以自娱：

章惇为人激烈，但也并非赶尽杀绝之人，本来也没想把苏轼这位旧友如何。谁知有小人来打小报告，说苏轼居然在惠阳“春睡美”，把老章气得七窍生烟，干脆又一脚把他踹到了昌化军（今海南儋州），让这货到天涯海角好好睡大觉去。

昌化军属琼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在宋朝海南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因为极少对犯罪的官员处以死刑，因此流放就成了“极刑”，其中又以流放琼州为最重，非罪大恶极者享受不到这个待遇。但凡是流放到海南的官员，不仅意味着仕途彻底完蛋，而且形同变相死刑——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海南遍地“瘴疠”，外地人去了必死无疑。

可是苏轼依旧死性不改，在昌化军过得很开心不说，而且又赋诗一首，把海南岛视作故乡：

幸亏此时章惇已经下台，否则暴脾气的老章不再开一记大脚、把这货踹到国外当官才怪。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徽宗赵佶颁行大赦，苏轼得以复任朝奉郎（正七品散官，无实职）。次年他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享年65岁。南宋时，宋高宗赵构追赠苏轼为太师，此后又被宋孝宗赵昚追谥“文忠”。

在今天，如果某作家、诗人之类的纯粹文人被任命为政府高官，一定会让人莫名惊诧，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种事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不过是官场上的常规操作，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毕竟在科举千年的历史中，能考中进士、继而成为官员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写文章的水平。尤其是在北宋王安石变法前，科举最重诗词，要是当时哪个名臣良相脑袋上没挂上个诗人的头衔、没有几首名作传世，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但是学问好、诗词佳跟成为一名合格甚至优秀的官员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这当然是瞎扯淡。历史上固然不乏官声与文名双优的范例，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依然是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背景下，绝大多数名臣良相就算他们的文章诗词水平很高，但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出色的政治能力。而要是没有这个本事，哪怕胸中文才诗华充溢到爆炸，结果也只能是然并卵。

所以李白毕生到处自荐求官而不可得，苏轼则是捧着金饭碗却把官越做越小、越做越远。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

李宗吾先生总结了数千年历史中所谓成功人物的经验，得出了“厚黑”二字真言，可谓是精辟至极。然而苏轼之所以能成为“全才式的艺术巨匠”（《苏东坡传》），如果也需用二字总结，那就应该是“天真”。

正因为天真，所以他至情至性、至纯至诚，所以他才能那般的豁达豪迈、和蔼可亲、机智幽默，无论进退得失皆能自得其乐。哪怕全世界都在与之为敌，然而在苏轼的眼中，这个世界仍然是美丽的、让他无限留恋的，所以才会写出那些脍炙人口、恍如天成的神仙诗词。

唯有如此，苏轼才能成为千百年来备受敬仰爱戴的苏仙儿。

可是天真与厚黑又是永远无法交叠的两个极端，于是苏轼又用他一生的经历给我们展示了一幕官场倒霉蛋的悲剧。

这是苏轼的悲剧，却又是无数后人的幸运。毕竟所谓的名臣良相在史书中多如牛毛，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

而苏仙儿，才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必不可少的那唯一一个。

“杏花枝上着春风，十里烟村一色红。”和煦三月，杏花村里春暖花开，花团锦簇的杏花犹如大自然的微笑，明媚了整个朋友圈。

杏花村里唱民歌

千余年前牧童遥指的杏花村，现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旅游景区。岁月递嬗，沧桑巨变，古村已物是人非，幸有清康熙年间邑人编撰《杏花村志》的留存，让我们可以穿越时光，循文字重温当年的景象。

《杏花村志》

杏花村位于江南名城——安徽省池州城秀山门外，依城近衢，靠山濒河。大唐会昌年间，刺史杜牧行春遇雨，写下那流传千古，妇孺皆知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它以通俗自然的语言，优美含蓄的意境，表达了诗人春游遇雨、思饮消愁的羁旅情怀。村以诗传，诗亦以村传，使杏花村名闻遐迩，千古留芳。村之佳景让人流连忘返，相传“盛时杏花万余株，连村十里，炫烂迷观，诚胜景也”，历代名人墨客，竞相探幽访胜，诗歌唱答，连樵夫牧竖，无不取而歌咏之。

郎遂像

清康熙十三年，20岁的杏花村人郎遂（1654—1739）出于对乡土的热爱，历经十一年艰辛编纂了《杏花村志》十二卷，乾隆年间作为全国唯一村志收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郎遂，作为一位杰出的地方志著作家，在书中详细记录了杏花村的历史、名胜、建置、古迹、人物、诗文等方面，还详细描述了杏花村十二景：平天春涨、白浦荷风、西湘烟雨、茶田麦浪、三台夕照、栖云松月、黄公酒垆、铁佛禅林、昭明书院、杜坞渔歌、桑柘丹枫、梅洲晓雪。

杏花村图

杏花村号称“天下第一诗村”，亲临杏花村的各地文人诗如泉涌。《杏花村志》记载，《清明》诗出，历代文人雅士纷至沓来，追踪诗人杜牧的足迹，歌咏杏花村的风物人事，写诗、填词、作赋近千篇，占全书分量的三分之二。诗歌的形式分七言绝句、五言绝句、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律、七律、五言排律等，充分体现了池州“千载诗人地”文化特征，来此游历的人也几乎遍及全国各个州县。

鸟瞰窥园

“久有看春约，今才出郭行。杏花飞作雨，烟笛远闻声。旧迹寻何处，东风暖忽生。酒垆仍得醉，倚待月华明。”元代贵池人曹天祐这首诗写的是当时杏花村兴盛时的景象；“何年令节记中和，十里东风艳绮罗。行尽小山春树好，归迟爽气夕阳多。”明代浙江山阴人戴易的这首诗则记述了中和节到杏花村寻古览景的情趣；

杏花村竹园

“风霜来古道，系马杏花村，借问牧童子，酒家可犹存？”这是清代山西蒲州人杨弘器的诗作，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初冬时节，诗人远道而来，虽然杏树枝头上早已是花褪红残了，然而他仍要下马向牧童打听村中可有酒家？杏花村是那样地牵连着诗人的心；“千载诗人地，无花亦此村。茂林还酒店，芳草自柴门。”江西布衣杨森这首诗概括了池州的特色——千载诗人地，也描述了清代时期杏花村的萧条……民国四年贵池名士胡子正编纂出版了《杏花村续志》三卷，是郎遂《杏花村志》的补遗，收录了大量的歌咏杏花村的诗作及一些有关杏花村赋文作品。

《杏花村续志》

《杏花村志》中不但记载有众多诗篇，有亭台寺院之美观，有酒家花墅、骚人墨客之遗踪，还有美酒：“尊前红树留莺语，帘外香风落燕泥。当日樊川遥指处，年年人醉夕阳西。”

黄公广润玉泉

杏花村出美酒，是因为一口古井——香泉井，又名黄公广润玉泉，在今黄公酒垆景点内。相传泉香似酒，汲之不竭。旁有明大尹李岐阳题“杜刺史行春处”六字断碑。

香泉井的西侧，白洋河由南而来，悠悠然从大桥下北流，直达于大江……“香泉井在传黄叟，遗爱祠荒忆杜公”，如今香泉井依旧，诗人杜牧，人们却只能遥忆了。

秋浦河

远眺杏花村，一片葱郁，村北杜坞，滩头绿树掩映，秋浦河上偶见渔舟穿行。秋浦河发源于石台县，是池州人的母亲河，全长180公里，流经杏花村16公里。诗仙李白流寓秋浦，留下《秋浦歌十七首》，因此秋浦河也被誉为“流淌着诗的河”。“秋浦长似秋，此语意以永。湖光况秋清，四山开幽境。”郎遂的诗概括了秋浦河畔古时杏花村的幽静。

白浦荷风

沿杏花村北入口进村,“白浦荷风”牌坊映入眼帘，白浦荷风是杏花村十二景之二，牌坊上的题字是集明代大画家唐伯虎手书，书法奇峭俊秀，洒脱秀逸，符合眼前景致。

白浦码头

白浦，即白浦圩，村前湖名，原是沿平天湖畔圈圩筑埂而成。水中种荷，埂上遍植芦苇，每逢夏季，荷花送香；秋季圩岸边的一片片芦荻花，盈盈弱弱随风飘舞，正所谓“秋风忽起溪头白，零落岸边芦荻花”。

秋风忽起溪头白

沿路西进，好一派美不胜收的田园风光，道不尽的唐风茶韵。唐茶村落依山临湖，茅棚、茶亭、土屋数间，茶艺师正在为游人展演唐朝煎茶道。茶渡口，一叶旧舟横陈，渡旁一古朴院落，匾额题刻“茶佛一味”。茶之道随性，佛之法随缘，茶佛一味，不仅是指饮食文化与宗教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亦是“拔无明之荒草，亦能瞻望佛祖之玄风”思想的物化体现。

唐茶村落

院落左侧茶山上有一文选楼。文选楼又名文选阁，原在文孝庙后。文孝庙在池州城西，故当地百姓又称西庙，原是梁昭明太子萧统行宫寝殿，岁月推移，风侵雨蚀。观村志图录上，古时文孝庙后踞翠岗，古木参天，竹树环合，林静鸟喧，旅人僧侣，游憩其间，可惜如今都已倾圮。文选楼复建在杏花村里是重标一个符号，重写一段记忆。文选楼主要是存放《文选》之所，今文选楼陈设太子雕像，却不见《文选》。“秋浦楼过文选楼，随梁胜迹在池州。细看万事皆虚往，不及昭明姓字留”，这是文以载道最好的诠释。

文选楼

村中十里桥、西湘桥横跨杏花溪上，溪中有好多只水车已经没有实用功能，却是村中一道景致，转动起来，吱吱呀呀，仿佛诉说着村里曾经发生的古老故事，其中窥园的故事让人遐思。

鸟瞰杏花村

窥园，明代万历年间歙州学博董模建，董模字子修，汉代大儒董仲舒后人。《汉书》记载董仲舒年轻时专心治学，三年都无暇观赏花园中的景致，有目不窥园成语。而董模“则效之，曰：‘吾以吾之窥，学吾祖之不窥也。’”董模效仿其祖专心致志，埋头苦读，但不忘欣赏窗外的风景。不但要“窥园”，而且还建了这个窥园，并且还请徽州吕燮雅作了一篇《湖山窥园记》，说他在这里“仰看山，俯酌湖，傍睨竹树云石……高吟而深读，放兴而学啸”“信履探幽，骋目望远……清味取诸水，悦性取诸山”“沽酒乎杏花之村，买鲜于杜坞之网，即不必更诵昔人佳句，而自喻适志，亦足陶然径醉矣。”实乃学习、生活两不误之典范。

远眺酌湖草堂

“酌湖草堂”原是董子修的书房，因《窥园记》中有“仰看山，俯酌湖”之句，且面对西湘湖，故名。酌湖草堂，唐式建筑风格，现辟为杏花村民俗、历史文化展示馆，主要展示杏花村民俗文化和有关杏花村的历史典籍。这里不但可以欣赏珍贵的杏花村文物藏品，还可以在这里面品茗交流、泼墨挥毫。历史典籍展示区中最珍贵的是南宋淳熙八年尤袤在贵池刊刻的池阳郡斋本《文选》。

池阳郡斋本《昭明文选》尤袤跋

昭明太子萧统与贵池的关系十分密切，贵池是太子的封地，“贵池”这个名字就是萧统所赐。唐以后文人科举当官﹐《文选》是必读科目﹐民间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欣赏这些珍贵的藏品，不仅领略到杏花村古老的历史积淀、丰富文化遗产、独特的村风民俗，更会为杏花村厚重历史文化渊薮而叹为观止。

牧之楼内景

唐诗传千年，杏村名天下！杏花村人为了纪念杜牧，在村中建造了“牧之楼”，其名源自“杜牧，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主要展示杜牧与池州、杏花村的渊源、诗文著述和事略等。楼内杜牧铜塑像紧蹙双眉，昂首上望，忧国忧民、郁郁不得志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塑像的背景是杜牧唯一传世书法真迹《张好好诗卷》的放大复制品，笔法劲健，气势连绵，因是诗稿，更显朴实无华之美。这里游人川流不息，已然是杏花村中重要景点。

焕园

村中还有二园：焕园、憩园。

焕园是宋代奉议大夫郎文韶入元朝时，隐居杏花村的居所，郎氏逐渐成为杏花村的望族，其后人郎遂在荒废的焕园遗址上建数间房屋，以承先志，在这间古宅里，郎遂历经十一载，编写《杏花村志》。郎遂的父亲郎必光在这里建筑了“还朴堂”，自号还朴居士，书香不断，有《还朴堂撰著丛书》12种传世，他对郎遂修志是有很大影响的。

鸟瞰憩园

憩园原名息园，《杏花村志》载“乡先达陈以运课子读书处”。 “半村半郭亦精庐，雨后新晴意自舒。霭霭淡烟笼晓树，迟迟嫩日长园蔬。”如今息园已经不长园蔬，却是游人品茶、休憩之佳所……

清凉境

《杏花村志》记载村里当年古迹甚多，至今却仅存寥寥：香泉井、清凉境、解厄泉、高耸在原文孝庙前的独柱坊、石狻猊等，这些遗存向人们昭示着当年杏花村的胜状。杏花村因郎遂《杏花村志》而流传，岁月递嬗，沧桑巨变，池州人当永远铭记这位“杏村老人”。

唐茶村落依山临湖

临近薄暮，杏花村里炊烟袅袅，秋浦河畔渔火点点，一年又一年，时光雕刻着村庄，古人一幕一幕的生活不在，但空濛的烟雨，葱茏的草木，飘香的杏花，温润的杨柳风依旧。

樱花园

绿水绕村流，百花满枝头，漫步在氤氲着花儿清香的石板道上，依旧能感受到诗的芬芳，酒的醇香在悠悠岁月里绵延，在这“流淌着诗”的秋浦河畔，“天下第一诗村”已经穿越千年时光。

滨湖村中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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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人。

殷红伟山东省诸城人，他出生于山东，在1998年诸城市烹饪技校毕业后开始从事餐饮行业。

殷红伟山东省诸城市人：高级公共营养师，高级中式烹调师，山东名厨，青年烹饪能手，中共党员，高级茶艺师，1998年诸城市烹饪技校毕业，1999年在诸城市饮食服务公司华珠大酒店学习2年，2001年至2002年在广州市山东老家酒店任职炒锅，2003年在诸城市春和宾馆任职厨师长，并代表酒店去山东济南烹饪大赛，参赛自创菜品：虎头丸子荣获山东名小吃称号，2004年在青岛市南海渔村任职炒锅，2005年在青岛丽晶大酒店任职炒锅，2006年至2008年在诸城市虢国羊汤馆任职厨师长，2024年至2024在济南市益祥文化餐饮管理公司任职餐饮经理人，并代表酒店参加名厨烹饪大赛，获得山东名厨荣誉证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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