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的基本特性包括(中国人力资源现状)

人力资源的基本特性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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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特性，是指人力资源所具有的特殊性值，是其他资源所不具备的特殊素质，是人力资源科学性、实践性的表现。

一、不可剥夺性。人力资源是人的价值意义的内在贮存与外在表现，它是同人的生命力密不可分的，是同人的尊严与权益相联系的。不可剥夺性主要表现为：（1）不能压取，不能骗取，不能夺取；（2）一切不科学的办法都将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3）一切不正当的手段都将带来人力资源的破坏；（4）尊重、支持、满足人的需要是发挥人力资源作用的最佳方法。因此，不能剥夺，只能在任用中通过良好的管理与开发让其自觉运用与发挥。

二、生物性。生物性是人力资源行为特征的因由与结果。生物性既存在双向的物质运动，也存在双向的精神运动，还具有单向的抵抗运动。生物性必然带来人力资源使用与开发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三、社会性。人力资源的社会性主要表现为：信仰性，传统性，人群性，时代性，地域性，国别性，民族性，职业性，层级性，文化性。社会性反映出人的立场观点、伦理道德、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为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基本思想依据。

四、时效性。人力资源的培养、贮存与运用是同人的年龄有直接关系的。不同年龄阶段反映出人力资源不同类别发挥的不同程度。这种不同时效的反映，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制约的结果。它为人力资源使用的社会政策与技术手段提供了重要参考。如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培养教育资源增存阶段；青中年时期，主要是资源运用与发挥时期；老年时期，主要是剩余资源价值发掘阶段。人力资源的时效性显示出用时有效，用必及时，用逢其时，过时效用不大或无效用；用必须因类而不同，因目的而不同。

五、资本积累性。人力资源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活资本，是最现实的生产力。这种资本是靠不断地培养、教育、维护而形成的，是投资长期积累的结果。其结果显示出：第一，投资伴随人的终生，资本的积累也伴随人的终生；第二，由投资形成的这种活动资本量具有反复利用性；第三，滚动式的资源（资本）运用发挥形式，必然造成无限增值性。资本积累性要求在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过程中，必须加大投资以支持良好的培养、教育和维护。

六、激发性。激发，来源于人的满足需求心理。人力资源的激发性在实践中表现为：拉动力量的激发，协同与启示力量的激发，推动力量的激发，刺激力量的激发。激发性为潜能开发提供了理论方法，是激励机制的出发点。

七、能动性。能动性，是人在自我价值实现中的自主运动行为，是人力资源作用发挥的前提。能动性表现为正向能动与负向能动，其对社会的作用意义是不同的。人力资源的政策应使其充分发挥正向能动，减少和避免负向能动。

八、载体性。载体性是人力资源具备装载、运输、传递的能力，是不可剥夺性的必然结果。人力资源的载体性取决于：一是确实有能力承载；二是确实承载了有用资源；三是确实能输出承载之源。人力资源的载体性，为人才的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

一。人口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域，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具有一定质量和数量的生命个体的社会群体。

二。人力资源，又称劳动力资源或劳动力，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总和。人力资源既包括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也包括劳动年龄外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口。人力资源的最基本方面，包括体力和智力。如果从现实的应用形态来看，则包括体质、智力、知识和技能四个方面。具体说来，人力资源的数量构成包括8个方面：

1．处于劳动年龄之内、正在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它占据人力资源的大部分，可称为“适龄就业人口”。

2．尚未达到劳动年龄、已经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即“未成年劳动者”或“未成年就业人口”。

3．已经超过劳动年龄、继续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即“老年劳动者”或“老年就业人口”。

以上三部分人口，构成就业人口的总体。

4．处于劳动年龄之内、具有劳动能力并要求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口，这部分可以称作“求业人口”或“待业人口”，它与前三部分一起构成经济活动人口。

5．处于劳动年龄之内、正在从事学习的人口，即“就学人口”。

6．处于劳动年龄之内、正在从事家务劳动的人口。

7．处于劳动年龄之内、正在军队服役的人口。

8．处于劳动年龄之内的其他人口。

三。人才没有确切的定义，一般指概括为“德才兼备，贡献较大”的人。总之，具备一定的专业特长，能为社会，企业，他人创业超他人高倍财富的，并能自觉贡献和服务社会人。

总之，人口是指活着的生命的总和，人力资源是在这总和中具备劳动能力的人，而人才是人力资源的佼佼者。他们是一种包含关系。

中国人力资源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近24年来，中国文盲人口规模持续大幅度下降，全国15岁以上文盲从2.3亿降至0.87亿，减少了62％。1964－2000年期间，我国15岁以上人口成人识字率累计提高了43.3个百分点，高于发展中国家累计平均增速13.6个百分点，更超越世界平均增幅，2000年中国成人识字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5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2年多，受教育总年限翻了一番多。1982－2000年期间，我国从业人员规模从4.5亿人增长到7.2亿人，增长了59％；从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从5.81年提高到7.99年，提高2.24年；从业人员受教育总人年数则从26.3亿人年增长至57.6亿人年，增长了1.2倍。

从1982年至2000年，我国从业人员中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从0.87％增长到4.66％；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人口比例从10.54％增长到12.65％；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从业人员比例从62.58％下降至40.98％。

同期，我国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整体文化素质均得到持续提高。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由4.82年提高至6.79年，增加了近2年，增幅超过40％，其中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由73.1％下降为55.0％，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由0.04％提升为0.14％；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由8.24年提高至9.44年，增加了1.4年，增幅为16.7％，其中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由78.4％下降为71.6％，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由1.58％提升为5.95％；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由9.29年提高至10.79年，增加了1.5年，增幅为16.1％，其中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由62.3％下降为49.6％，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由5.64％提升为18.99％。

分显示，近24年来，随着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的持续提高，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有了相对较快的提高，主要得益于文盲半文盲率的下降和初中受教育水平人员比例的急速提升，但与第二、三产业的差距仍然很大，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有明显上升。

中国人力资源面临的主要问题人口整体文化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

根据“五普”数据资料和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资料分析：2000年我国2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7年，仅相当于美国100年前国民整体教育水平，与1999年美国和日本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达到12.75年和12.55年相比，整整低了近5年，与后发型国家韩国11.48年相比也要低3年多。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如美国和韩国，25－64岁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者比例分别占87％和66％，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分别占35％和23％。相比之下，中国2000年25－64岁人口中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比例占18％，受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占82％，其中受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者比例高达42％；每100个人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数不足5人。受各种教育水平人口分布的上述差异，是导致中国人力资源质量偏低的原因所在。

劳动力的产业结构失衡

我国就业结构的总体水平与现代化的就业结构相差甚远，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同增加值一样偏低，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缓慢的就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20多个百分点，至2001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比重为50.0∶22.3∶27.7，无论是与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或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又相对偏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一般达到60％至75％ 1997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重韩国为11∶31∶58，新加坡为0.3∶30.7∶70，日本为5∶33∶62，美国国3∶24∶73 ；巴西、埃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为54.3％、44.1％、39.8％、34.6％，也明显高于中国。与人均GDP还低于中国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农业国家相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也明显偏高。

高中文化人口比重低是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的“瓶颈”

目前中国人力资源存在量大质低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受中等和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偏低。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比例仅占18.96％，其中具有高中和中专学历的人口比例占14.36％。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人口中大多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1999年OECD国家25－64岁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者平均比例为69％，其中具有高中教育水平的比例达到45％，而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具有高中教育水平的比例高达50％左右，差距十分巨大。

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职业教育招生出现明显下降趋势，职业教育规模的回落与普通高中规模的快速增长此消彼长。至2001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52.6％。从地域分布情况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初中毕业升学率分别为56.7％、47.3％和55.7％，中部地区一些人口大省的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仍在45％左右徘徊，已对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50％左右的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将直接参与就业或在家待业，长此以往，将积聚下大批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对我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形成不利影响。根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近24年来，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比例由0.9％提升至4.6％，比例增长了4倍多，而15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和中专受教育水平的比例由10.0％提升至14.4％，仅增长了4个百分点，增长速度相对较为缓慢。我们认为，高中教育水平人口比例增长缓慢是导致中国人力资源整体水平偏低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高中教育水平人口比例偏低已成为中国人力资源素质提升的一个“瓶颈”。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整体文化程度不适应现代产业、行业结构升级的要求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金融、保险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24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是第三产业各行业中人员教育水平较高的行业。金融保险业从业人员以具有高中和大专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为主体，其比例占3/4左右，具有初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占13.9％，而具有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仅占10.86％，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高层次人才每100名从业人员中仍不足1人。2000年房地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75年，接近于高中毕业受教育水平，房地产从业人员以具有初中和高中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为主体，其比例占2/3左右，仅有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占6.9％，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占26.89％，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从业人员比例占7.44％。

地质勘察水利管理业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从业人员比例占21.98％，具有初中和高中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超过70％，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46年，接近于高中毕业受教育水平；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文化结构层次相比偏低，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基本在9－2024之间，基本以具初中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为主体，这三个行业中从业人员具有初中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均占到50％左右，而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人员比例偏低。

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仅占6.85％，小学和初中受教育水平人员比例达到了65％左右；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仅占5.17％，具有初中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接近50％；社会服务业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员仅占8.70％，而小学和初中受教育水平人员比例超过了60％。

管理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2000年我国党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2.24年，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各占1/3左右，从与日本管理人员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比较看，人均受教育年限落后1年多，同时高层次管理人员比例差距较大，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管理人员比例中国仅为11.4％，而日本则占40.3％，差距将近3倍。这样的管理者队伍素质，与中国迈入经济全球化与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的时代要求差距甚远。

2000年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05年，刚达到大学一年级水平，其中不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接近60％；且研究生学历的比例还不到1％。与日本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整体文化素质相比较，日本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14.4年，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员比例已超过3/4，具有本科学历的人员比例接近50％。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比日本少了1.4年左右，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仅为13.5％。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素质，无法满足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下技术创新对人力资源的需要，也不利于国家科技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2000年我国办事人员及相关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达到12、24年，但不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却占67.7％。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党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及相关人员这三支整体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人员队伍中，具有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仍分别占有2％－7％，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比例仅占30％－40％，这与较高的专业知识技能要求很不适应。

2000年我国商业服务人员和产业工人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9.25年和9.08年，与1990年相比分别提高了0.96年和0.50年，是六大类职业人员平均教育年限提高幅度相对较慢的两支队伍，商业服务人员和产业工人仍以具有初中教育水平人员为主体，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重在2％－4％左右。这样的人员队伍素质，将难以满足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不断提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需要。

城乡劳动力人口整体素质差异过大不能适应城市化进程的需求

2000年，农村劳动力人口 15－64岁人口 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比城市10.24年低2.87年，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各种文化层次分布的差异，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明显相对偏低，而具有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人口比重又相对过高。15－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占47.62％，文盲人口占8.74％，分别比城市高出31个百分点和6个百分点；而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只有8.46％，比城市整整低了35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尚不足1个百分点，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中具有各种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的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的比值情况是：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为20∶9∶1；其中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为55∶13∶1；高中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为4∶3∶1；初中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为0.91∶1.01∶1；小学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为0.37∶0.55∶1。可见，我国城乡之间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层次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尤其体现在具有中、高层次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上。目前，我国城市人力资本积累基本上处于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而农村尚处于普及初中和小学教育阶段。

地区间劳动力文化素质差异集中体现在高层次人才比例的差距上第四、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与1990年相比，2000年我国劳动力具有各种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重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地区相对差异系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地区间劳动力素质的整体差距有所缩小。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对差异系数比较低，仅为17.1％。从2000年各地区劳动力具有各种受教育水平比重相对差异系数看，地区间劳动力文化素质的差异仍十分明显，其差距集中体现在两头，成人文盲率、本科比重和研究生比重相对差异系数相对较大。研究生的相对差距最大，高达212％，本科及以上的相对差距也高达105％。随着文化层次的提高，地区间相对差距呈现相应扩大的趋势。

从人力资源状况看教育发展的趋势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大批高层次创新人才：面向未来，我们要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追赶世界先进科技为动力，重视人力培养质量，持继扩大研究生层次的培养规模。以世界科技发展、世界经济走向为参照，要加快培育新的科技力量，迅速构建一个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该体系要包括国家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为核心的知识创新系统，以企业和科研机构为核心的技术创新系统，以高校和职业培训机构为主体的知识传播系统，以企业和社会为主体的知识应用系统。国家创新体系应当成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成为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摇篮，成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支柱和后盾。

加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突破人力资源开发的“瓶颈”：大力发展中等教育是提升整体人力资源素质的关键。突破我国高中教育劳动者比重偏低这一“瓶颈”的惟一途径就是加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提高全国及各地区的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普及率，大力促进城市和发达农村地区普及中等教育的进程。

构建完善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创新能力和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并不仅仅体现在受教育的比例和年限上，还取决于教育培训体制的完善和运行效率。构建完善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是持续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重要保障。随着信息时代的日趋深入，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已不再是一种国际教育思潮，而是变成许多国家的教育政策和实际行动。创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学院，为社区、街道、乡村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社会急需人才。（摘自《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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